2021年B站跨年晚会，沉寂许久的崔健登台演唱了两首歌曲。浑厚有力的声音穿透了年轻的人群，现场观众随声附和，弹幕里刷起“爷青回”（爷的青春回来了）。
很多铁杆的老摇滚乐迷都不能想象，在这个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上，崔健能够如此受欢迎。
崔健曾经这样说：“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，那我们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。”
这把刀子曾经劈出一个新世纪，也曾被时代钝挫，但终究，它越磨越锋利。再出现时，这刀的寒气、锐气，让人落泪。
人们期待它太久了。
公元1999年，农历己卯兔年，无闰月，全年共354天。这年2月，一个叫马化腾的腼腆程序员，在深圳发布一款叫做OICQ的社交软件。作为创始人，他常常假扮女生在网上陪人聊天。到了4月，《还珠格格2》正式开播，创下54%的收视率，摇滚歌曲《当》，又一次响彻大街小巷。9月9日，一个叫马云的年轻人，在杭州创立一家叫做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公司，被很多人认为是骗子。当年春晚，赵本山搭档宋丹丹、崔永元，表演小品《昨天，今天，明天》，密集的笑点让全场沸腾。商业、娱乐蒸蒸日上，人们期盼一个崭新的世纪。但阳光下面，还藏着一些阴影。那些浓稠的、颓废的身影，对中国摇滚乐产生巨大冲击。这年3月，摇滚歌手窦唯承认自己出轨摄影师高原。5个月后，天后王菲与窦唯离婚，带着刚刚2岁的窦靖童离开北京……一场让人憧憬的爱情，最后以悲剧的方式收场，不胜唏嘘。曾经在香港演出的唐朝乐队，时隔7年，终于发布自己的第二张专辑。制作水平提高了，音乐素养提高了，销量却惨不忍睹……唐朝乐队
魔岩三杰中的何勇，被禁演3年之后，身体垮了，狗也死了，搬出了居住多年的后海。最惨的是张楚，曾经一首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，让他获得“摇滚诗人”的称号。但从1997年专辑卖不出去之后，张楚有3年时间一直消沉。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想干，也不想思考什么，行尸走肉一般。他从北京逃到青岛，又回了西安。1999年的一天晚上，窦唯、张楚、何勇决定去地铁里卖艺。一晚上折腾下来，嗓子喊破，只挣到几十块钱。当然，这一年还有一些新事。因为一场演出，16岁的大张伟被称为中国摇滚乐第三代领军人物。那是6月一个躁动的晚上，他带着自己的花儿乐队与崔健同台演出，3万名观众在露天现场，跟随节奏摇滚了一整夜。很多人都说，要是他坚持下去，绝对是中国朋克音乐第一人。但他说：“成为中国第一朋克又怎么样呢？”写出《赤裸裸》《灰姑娘》的歌手郑钧，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，迅速卖光。上海音像高层人士直言：“已许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了。”一个在北京长大的腼腆男孩，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专辑《我去2000》。那一年，“我去”还不是语气助词，朴树也只是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歌手。专辑卖得太好，这个愣头青年成为文艺男神，很多歌足足被唱了二十多年：《New Boy》《那些花儿》《白桦林》……朴树
同样这一年，来自东北、爱好化妆和女装的男保安梁龙，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做“二手玫瑰”的乐队。他们表演风格奇葩，乐队造型怪异，被称为“东北红白喜事乐团”。从印刷厂转型唱片公司的摩登天空，签约了第一支乐队——新裤子乐队，主唱彭磊因为写出《我们的时代》这首歌，被邀请到香港参加万人演唱会。
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完成搬迁。这个以教授摇滚乐为主的学校，在第二年举办了一个毕业典礼，一个叫做高虎的年轻人，带着他的痛仰乐队，在台上完成了第一场演出。无论悲伤还是新生，无论没落还是崛起，1999年就那么过去了。没人意识到，这些被人忽略的小事，将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源头。1987年，张楚在西安念大二。他身材矮小，打架很勇。打到后来，张楚退了学，原因当然也不仅仅是打架，还因为一个人——崔健。1986年5月，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里，裤脚卷成一高一低，唱出歌曲《一无所有》。中国摇滚乐随即诞生。摇滚乐来自西方，简单、直接又强烈的节奏，外加颇为癫狂的表演形式，有一种强烈反抗生活精神。传入国内，每个听到的乐手都激动不已。崔健说：“就跟爱情来电一样，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，要没感觉那是你有病。”2年后，1988年，“新时期10年经典回顾”演唱会上，崔健唱了另一首新歌《一块红布》。演出前，他在头上系了一块红布，蒙住眼睛唱。临近结束，他摘下红布，狠狠扔在地上。这是崔健所有作品中，意象最强烈，内涵最深刻的一首歌。投射在时代中，引发强烈的情绪共鸣。很多人把这首歌认为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命运的缩写。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小说家王朔特别迷这首歌，他说：“我第一次听《一块红布》都快哭了。写得透！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。”从诞生伊始，中国摇滚乐就带着强烈的思想意识，这促成它的崛起，也摧毁它的巅峰。张楚听完崔健的歌之后，从平淡的生活里抽身而出，来到北京投奔同学，每天在北大、北师大学生宿舍里逛荡。那时跟他一起的，是诗人伊沙。他们和几个年轻人组成“摇滚普及办公室”，印刷海报、写文章、筹备演出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半年后，张楚写出《姐姐》，拿给不少作曲家听。对方在钢琴上弹一遍，觉得不着四六。失落、迷茫，笼罩在张楚头上。张楚在黑暗里挣扎，一个叫窦唯的年轻人，却已经和崔健同台演出了。那是北京化工学院的舞台上，窦唯唱上半场，崔健唱下半场，人群躁动不安。窦唯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，他父亲是搞民乐的，窦唯6岁就会吹笛子。1985年，窦唯进入职高，学习精神病护理专业。学习没学好，倒是因为热爱音乐，认识了一堆搞音乐的“精神病人”……1988年，他进入黑豹乐队，一个人承担了作曲、作词、演唱大部分工作。《无地自容》《Don't Break My Heart》都出自他的手下。也是在这里，他认识了当时键盘手栾树，也认识了栾树当时的女朋友王菲。几年后，王菲和栾树分手，和窦唯在一起。
又过了几年，王菲和窦唯离婚，栾树和柏林影后咏梅结婚，当然这都是后话。窦唯 王菲
窦唯能够进入黑豹乐队，是因为黑豹前主唱丁武的离开。他想搞点重金属风格的音乐，于是有了唐朝乐队。乐队成员一个个留着披肩长发，穿着皮裤风衣，带着墨镜，谁看了都觉得不是好人。1992年，唐朝乐队发表专辑《梦回唐朝》，嘶吼、癫狂的声音，让唐朝乐队成为当时摇滚乐最红的明星。更为人们熟知的，是他们翻唱的《国际歌》。这首特殊的音乐作品里，充满象征意义，一个时代开始了。在北京，乐队如雨后春笋，频频冒出头来。那是一个新生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希望的时代。大家都想着如何写出优秀的摇滚乐，从来没有想过钱。后来人总结，当时出现在北京的摇滚乐，主要特点就是：贫穷。唐朝乐队
《国际歌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时候，刚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不久的汪峰，听到了崔健的歌声，禁不住感叹：卧槽，歌还能这么唱？那时，他是中国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，穿着燕尾服，拉着小提琴，典型的音乐贵族。很多人羡慕，汪峰却极为讨厌。舞台上，他为话剧《浮士德》配乐，舞台下，他偷偷穿上皮裤。内心挣扎许久，汪峰跟父亲闹掰，辞掉工作。他带着吉他，开始在北京地下摇滚乐团演出。日后汪峰的歌中，频繁出现“梦想”一词，这是年轻时他的真实写照。他追求摇滚乐，但摇滚乐却让他贫穷。因为交不起房租，他一年被房东赶出去好几次。一次母亲到出租屋找汪峰，看到房间内的脸盆已经结冰，拽着他的手往家走，汪峰始终坚定，不回头。那年的冬天很漫长，汪峰的春天，迟迟没有到来。
年轻时的汪峰
汪峰开始自己摇滚之旅的时候，远在浙江杭州，马云母校，一个小马云两届的学弟，听到崔健的歌之后，放弃了赴美签证，拿着800块钱来到北京，决定将一腔怒火，挥洒在摇滚乐上。那时他在一个草台班子给跳草裙舞的姑娘伴奏。干了三个月，只为攒钱买一把吉他。那是中国摇滚乐崛起的前奏，一个开放、浪漫的八十年代衬托下，一群理想主义者最容易找到同行人。那些年轻人，大多有着扎实深厚的音乐素养。崔健本是乐队的小号手，汪峰是小提琴手，同时代的呼吸乐队高旗，父亲是中央音乐团指挥，魔岩三杰之一何勇，其父亲是中央歌舞团弹拨乐器声部部长。他们都对摇滚乐有着坚定的信仰，并坚信这样的音乐，将会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。聒噪的声音中，理想四溢萌生。似有一只无形的手，聚拢了能够改变时代的所有因素，为世纪巨变做着准备。
与此同时，开放后的中国急速进入商品经济时代，价值突然断裂，摇滚乐恰好成为复杂情绪的代言者。
所有的小能量都在汇集，1990年，台湾音乐人张培仁来到大陆，成立唱片公司，企图发掘中国摇滚乐。他在北京地下摇滚圈子里混了一圈，听了很多歌，流了很多泪：“他们的作品，不是在写歌，不是一字一字，而是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，然后嘴巴一张，就飞出一把刀，就射过来了。”张楚 左一，张培仁 左三
张培仁来到大陆，背负了巨大的压力。他卖掉了自己在台北的房子，劝说公司成立大陆子公司，全力发展摇滚乐。他到来之际，唐朝、黑豹乐队都已经度过初级发展阶段，眼镜蛇、面孔乐队也冉冉升起，甚至一个主持过央视春晚的女主持人，毅然辞职加入呼吸乐队。在北京，张培仁到处搜罗音乐小样，一次走在大街上，他被张楚的《姐姐》震撼到说不出话来。随后，他又找到之前的老朋友唐朝乐队，要了首歌组在一起，有了专辑《中国火》。很快，这张专辑在1991年面世，成了中国摇滚乐第一次商业尝试。专辑推出不久，很快得到大众的认可。那时中央电视台设立新栏目《中国音乐电视》，其中播出了《姐姐》，张楚红了。1992年，窦唯以个人身份，与张培仁签约。随后，张培仁又连夜翻墙而出，找到写出《垃圾场》的何勇，以营销的噱头，推出“魔岩三杰”。到了1993年，中国摇滚乐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这一年，黑豹在栾树的带领下，举办了盛大的巡演。另一个钟爱摇滚乐的央视主持人，破天荒地报选题，要采访报道崔健、窦唯、黑豹、唐朝……1994年，摇滚乐已经势不可挡。这一年，张楚、郑钧、黑豹乐队，同时推出新专辑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摇滚乐征服。这股势头，张培仁看得最清楚。他要酝酿一场风暴，震惊整个中国乐坛，很快，机会被他等到。他率领窦唯、张楚、何勇、唐朝乐队，来到香港红磡，在当时亚洲最重要舞台上，开了一场摇滚演唱会，取名“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”。年轻时，张培仁找人算过命，说自己32岁之前必死无疑。他心里想：“操，老子非要把这件事干到一个地方不可。”直到今天，1994摇滚中国乐势力红磡演唱会，给中国摇滚乐留下了太多难以忘怀的高光时刻。那场演唱会最后达成的效果，也至今难以磨灭。但临行前，每个人心里都十分不安，大家都怕搞砸了。尤其是当时半路上，张培仁接到一个电话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乐手们的37个证件，都是假的。张培仁一脸懵：“怎么能是假的呢？”对方反问：“文化部批准演出了吗？新闻稿有说吗？没有的话你他妈哪里来的真证件？”张楚唱到一半，发现吉他声音断了，怯懦地说：“我能不能再唱一遍？”当时香港娱乐圈的四大天王就坐在台下，王菲激动得快喊破喉咙。这场演唱会，很快被推上神坛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巅峰。很多年轻人都觉察到了这股能量。一个叫做张伟的北京孩子，听完何勇的《姑娘漂亮》之后，从此走上朋克路。后来，他成了如今的大张伟；新裤子彭磊，放弃画笔，拿起吉他；十几岁的阿茂听完后，研究起了如何组乐队，后来他和仁科成立只有三个人的“五条人乐队”；海龟先生的李红旗，甚至报了个音乐班……太多后来摇滚乐手从中汲取到力量，但这摇滚的烟花，却转瞬即逝。张楚红了之后，有品牌商邀请他出席活动，一场几万元，他十分拒绝。原因是：“选择摇滚乐并不是为了成为娱乐明星，而是内心的一种抚慰。”崔健也是如此，一次一家奢侈品找他代言，经纪人帮他谈好了500万的价格。他却最终拒绝，撂下一句：“我们这样搞，和那些明星有什么区别？”更为头疼的是，当时针对摇滚乐手，并没有一个良性的商业模式辅助。多年以后何勇接受采访，他说自己签约时，根本看不懂合同里具体是什么意思。一首歌的版权，究竟是属于个人，还是属于公司，他搞不清楚。更为残酷的，是盗版的肆虐。那个年代真正能够通过正规唱片赚到钱的人，屈指可数。一张唱片刚一推出，盗版便横空出世。低廉的价格和根本无法打击的小作坊，让整个行业濒临崩溃。黑豹乐队的李彤曾经联合行业一起打击盗版，但最终却越打击越多……自由奔放过去了，社会极速进入商品经济时代，商业占据主流，人们内心追求更多的，是一个“金钱”的社会，并不是一个艺术的社会。从这反而可以看出，当时崔健、窦唯、张楚们，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。或者说，他们是一群领先时代太多的人。张楚说：“在那个时候，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你，而别人还没有成为一个新的我，那种孤独的滋味，是很不舒服的。”时间来到1999年时，很大程度上传统摇滚已经衰落了。这年最火的一首歌，是刘若英的《后来》。后来的窦唯、何勇、张楚
张楚还记得，有一次他和一群乐手们聚在一起喝酒，之后跑到公园草地上聊天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喝醉的他们横七竖八都倒在草坪上。保安冲进来轰他们走，呵斥道：“这是儿童乐园！你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怎么坐在儿童秋千上？”众人哈哈大笑。张楚反驳道：“你就把我们当孩子呗，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孩子，你别轰我们。”保安很生气：“什么你们是孩子，你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，赶紧走！”孩子是最单纯，最直接，最打动人的。但孩子也是最不懂商业，不懂市场的。何勇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在心，他得出一个颇为悲凉的结论：音乐现在是一种职业，是吃饭的，不是玩。
在1999年推出专辑后，世纪末的大街小巷里全是《白桦林》和《那些花儿》的忧伤。当年《北京晚报》把朴树和金庸、王菲等人并列，选为十大文化热门人物。给出的理由是，“朴树的作品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”。一夜之间，朴树红得一塌糊涂。但他把这种红，理解为“喧嚣”。他不喜欢大众娱乐的那一套做法，不喜欢闪光灯，也不喜欢编故事。但记者却最喜欢，他们问：“下周一你有空吗？我们约个采访？”2000年春晚，剧组想找几个非主旋律歌手演一场联欢，点名要朴树。但他却拒绝。经纪公司傻了。几乎动员整个公司的力量，来劝朴树上春晚。最后老板放狠话：“多少人为你这事付出，你不上，就把我们所有从业人员路堵死了。”最终，他如约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穿着运动衣和牛仔裤，在一众盛装出席的歌手中，像一个后台工作人员。春晚之后，朴树的名声达到巅峰，出场费达到25万元，但他几乎全部拒绝，把时间用来无休止地旅行。折腾到2003年，他才拿出自己的第二张专辑，公司开动所有资源为他安排了52场巡演，和大量的媒体采访。一切结束后，朴树崩溃……在重庆，兴奋的歌迷朝台上扔瓶子，他捡起来就摔回去。那之后，他不愿再写歌，也不想出专辑。当时已经给王菲等人制作专辑的张亚东，每年都找朴树一两次，劝他再出一张：“出个专辑可以和歌迷交流，还可以赚钱，为什么不呢？”朴树 左 张亚东 右
从1999年推出新专辑被疯抢之后，这个中国摇滚新一代的领军人物，是摇滚歌手中为数不多挣到钱的人。他频繁参与商业活动，与大众明星一起，成为摇滚乐的代表人物。但在自己内心里，他并不快乐。像是预言般，他成了自己早年歌里唱的那种人：“用自由换回来，沉甸甸的钱……”进入新世纪之后，他很快厌倦这样的生活。整整有10年的时间，他一直严重焦虑，很多次，他都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。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酒吧喝醉，在不同的地方醒来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强烈的自毁意识，“我就想把自己赶快折磨死算了”。摇滚乐经历金钱和商业的摧残之后，这些痛苦很多人不能理解，就比如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。他如今拥有几乎近半的知名摇滚乐队。1988年，清醒乐队成立，沈黎晖是创办人之一。经过十年的发展，乐队濒临解散。原因是不赚钱。没办法靠音乐养活自己，沈黎晖倒是擅长商业。他一边弹吉他，一边成立一家印刷公司。几年的时间，他靠印刷公司养活自己的乐队。
到了1997年，他想要自己掏钱出专辑。出专辑必须有公司，有公司必须有乐队，他找来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的彭磊，说要干一票大的。于是，摩登天空音乐公司正式成立，也有了新裤子乐队。第二年，清醒乐队专辑卖了20多万张，成为当时年度最佳乐队。随后，彭磊的新裤子乐队，专辑也开始大卖。多年以后，彭磊总拿这件事说笑，说自己就是印刷公司员工……好景不长，准备All in的沈黎晖，突然发现大家已经不买唱片了，在一个叫做MP3的设备上，音乐可以随便听，携带方便，下载免费。又坚持几年，赔掉三百万，沈黎晖卖了北京的4套房子，才没让公司破产。彭磊也看清楚了，搞音乐是不能赚钱的，他索性开了家玩具店养活自己。1999年，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保安梁龙，从东北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，来到北京，寻找自己心中红磡当年的摇滚乐。在这里，他成立二手玫瑰乐队，带着几个吹唢呐，打架子鼓的年轻人，开始演出。演着演着，他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回事。他本以为摇滚乐会让他找到理想，但最终理想找到了，饭碗碎了。第二年，他发现自己始终无法进入到北京摇滚乐圈子，同时贫穷越发让他痛苦。于是他写了句歌词：“大哥你玩摇滚，你玩他有啥用啊！”二手玫瑰乐队
摇滚有没有用，当时很多人都不清楚。进入21世纪，很多摇滚乐队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最初的4年时间里，很多乐队连打车的钱都赚不到。一直到2004年，唐朝乐队、二手玫瑰曾经的经纪人，后来发掘九连真人乐队的黄燎原，在甘肃贺兰山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摇滚音乐节。几乎集合了整个摇滚圈的力量，崔健、何勇、张楚、黑豹乐队、唐朝乐队等等都出现在现场。演出就在露天的土地上，不设观众座椅，所有人就那么站着、挤着看演出，效果出人意料地好。这场音乐节，盈利超过了100万，也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，第一个赚到钱的音乐节演出。贺兰山音乐节现场
音乐节，开始成为当时摇滚乐发展的另一个途径。某种程度上，那是最适合摇滚乐的舞台。2005年，伴随着酒吧、livehouse的兴起，某种程度上，唱片工业时代的摇滚乐死了，但新的摇滚乐出现了。他们更适合在现场演奏，现场狂欢，而不是在躁动的耳机里，或者被商业规则操纵的专辑里。各地的酒吧，为他们的全国巡演提供了土壤。同时他们的装扮也不再雷人。脱掉皮裤，剪掉长发，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，玩着颇为狂躁的音乐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更加自由的时代，遇上了更加自由的音乐时代。刺猬乐队
2005年左右，北京高校开始出现一大批个性鲜明，曲风多样的摇滚乐队，几乎每所高校都有那么三两支。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把这称为“一团火”。他不爱说话，顶着一个爆炸头，无论室内室外，总是带着墨镜，不爱洗澡。组成刺猬乐队之后，他们很快毕业，面临生存问题。解决办法，就是去酒吧驻唱。美国人Michael Pettis在北京五道口开了一家名为D－22的酒吧，他被誉为“中国摇滚乐的白求恩”。创办这家酒吧，他的意图是：“10年或者20年后，全世界都会了解到北京的这一代乐手，他们中很多人会藉由我们，发展自我才华，一举转变成为杰出的音乐家。”酒吧里，演出常常从晚上10点开始，多个乐队轮流上台，演完凌晨两点多。密闭的狭小空间里，最多能够挤下不足300人，灯光打开，音乐响起，人群开始变得亢奋。在充斥着烟味、酒味、汗味的空间里碰撞，年轻人像是做了一场梦。那些喧嚣的活力，被释放，同样的磁场让人群躁动。刺猬乐队和Michael Pettis
1999年，一个叫华东的年轻人，选择停止自己的留学生涯，回到国内从事音乐创作。辗转南京、北京不久后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刘敏的姑娘，外加当时的鼓手，大家一起组成了“重塑雕像的权利”乐队（下面简称“重塑”）。2005年，他们签约摩登天空，随后推出第一张专辑，乐队也被提名当年中国摇滚乐新人奖。他们在国内毫无市场，在海外市场，却受到热烈追捧。作为为数不多参加过大型国外音乐节演出的乐队，重塑有骄傲的资本。在国外，华东见过太多伟大的乐队。他学到最多的，是德国人的那种严密和一丝不苟。每场演出要求做到一模一样，不与观众交流，不允许有任何即兴，保持严肃。最让乐手们目瞪口呆的是排练，一个简单的音乐小节，他们反复排练几天，直到形成肌肉记忆。用工业的方法生产音乐，某种程度上，重塑是中国摇滚乐的标杆。这种怪异的风格，很多人不能接受，华东也不意外，他说：“要么就坚持自己的泳姿，要么就适应浪潮的泳姿，但永远不要去怪这个浪潮。”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
与之相反的，是二手玫瑰乐队。在小酒吧的演出中，这支乐队拥有最狂热的粉丝。大家穿着红配绿的外套和衣服，看着画着精致女装的主唱梁龙，唱着很土很土的“东北摇滚”，却几近疯狂。这个有着强烈东北风格的乐队，将摇滚与本土文化融合，成了最特立独行的一个。主唱梁龙每次登场，欢呼声都如约响起。而从1999年乐队诞生，到2009年开始自己的巡回演出，二手玫瑰乐队发展越来越好。他们明白时代曾赋予自己的意义。而从乐队的名字中，就能够窥探到某种秘密。梁龙这样解释：“中国摇滚乐本身就是二手的，如何用国外的形式与中国特色结合，似乎是一个更加深刻的命题。”二手玫瑰
时代浪潮里，那些歌手还在挣扎。他们在与自己抗争，在与时代抗争，即便是星星火苗，但却从未停止闪耀。演出一场不足几百元的收入，根本无法供养乐手们的生活。他们就在外兼职生存下去。子健和当时的女朋友、刺猬乐队的鼓手石璐住在北京一个不足十几平米的房间里，他晚上演出，白天还要去公司上班养活自己。当时，刺猬一场音乐节的演出费通常只有三四万，三人一分所剩无几，乐队添置的设备常常都是二手的。每次巡演，程序员子健都得请假，他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，同事早已得到晋升，而他一直原地踏步，买房买车都遥不可及。但好在，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的生活，中国摇滚乐并没有消失。九十年代末，二十一世纪初，哪吒、赌鬼、后海大鲨鱼等在地下摇滚圈有名的乐队，制造了不小的声浪，他们被称为“北京新声”。而2000年之后成立的刺猬、carsick cars、Joyside……为了区别于前者，被称为“北京超新声”。他们贡献了2000年之后，中国摇滚市场的主要力量。2007年，早已经不唱歌的沈黎晖，干了一件特别摇滚的事。在公司账面只有一百万的情况下，他要办一场音乐节。不足10人的团队中，没几个人觉得这事能干成，宣传主管甚至当即辞职。筹备音乐节的想法，也是来自于国外。“像一个大party一样，不管它挣不挣钱，我们得告诉大家，摇滚乐应该长这样。”当时全国一共有4个音乐节，几个人分完工之后，率先就是打开电脑查：办音乐节，具体要怎么搞？真正开始之后，现场是混乱的，乱到沈黎晖都慌了神。他关掉冲着他吼的多个对讲机，躲在后台角落一个多小时。直到听到外面一片欢呼的音浪，他才觉得自己成功了。此后，音乐节开始遍地开花，高峰时，国内一年两百多个。如今，全年音乐节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场。独音唱片的老板郭诚曾说：“自2007年摩登举办第一届音乐节开始，中国80%的乐队应该感谢沈黎晖。经历过来的乐队应该都清楚，是他让大家有了更可观的收入。”2011年，草莓音乐节
音乐节为中国摇滚乐的崛起，贡献了最佳的商业环境。无论是签约歌手，还是独立音乐人，都能从音乐节中获益。乐队也不再简单以词曲创作分配收益。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了，新裤子、痛苦的仰望、左小祖咒等太多摇滚歌手、乐队，得到演出机会。一方面，促成音乐节的是更多优秀乐队的诞生，另一方面，也反映出观众消费能力的增强和消费习惯的建立。草莓音乐节、麦田音乐节、迷笛音乐节……很多大牌乐队出现的音乐节，往往一票难求。同时，音乐节的体量，也开始承接一些流行歌手。2020年9月，淄博麦田音乐节的压轴明星，是薛之谦。国庆节期间，青岛音乐节的现场，最后一个出场的，是因为说唱音乐扭转评价的吴亦凡。吴亦凡 青岛凤凰音乐节
这一切都跟27年前的红磡演唱会有关，也跟崔健当年的一块红布有关。但市场，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。2010年，“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”，摇滚圈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邀请窦唯参加，他却仍旧推辞：“多谢哥儿几个好意，这么多年还没把我忘了，但我已经和摇滚没什么关系了。”最近几年，张楚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里，像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样，过起田园生活，每日弹琴唱歌只是爱好。过去的事，他不愿再提，但总有人追问。他和窦唯、何勇、唐朝乐队的故事，他们在红磡的演出，他的新专辑……他和他的伙伴们，一起创造了中国摇滚乐最辉煌的年代，那是一个永远被怀念，被追忆的年代。可那时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27年。他们老了，年轻人不认识他们了。在一个个躁动的音乐节现场，属于他们的躁动早已消失。但请不要忘记，那些年，那些事，造就了如今。也是那些年的嘶吼、呐喊，才有了今天。就像朴树在2017年的新专辑中，将《New Boy》重新填词，改成《Forever young》。所有曾疯狂过的都挂了，所有牛逼过的都颓了，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全都变沉默了，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，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，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，你变成他们了…2009年，在广东，一支叫做“五条人”的乐队，发布第一张专辑《县城记》，拿到《南方周末》的传媒大奖。两个来自小城海丰的年轻人，得到了短暂的胜利。主唱仁科和阿茂，坐在硕大的会议厅里，接受各路采访。仁科和阿茂，本是两个失意人。他们很早退学，住在广州的握手楼里。阿茂在学校门前卖打口碟，仁科在旁边摆地摊卖二手书。出于对音乐的喜爱，两个人听了太多国外摇滚乐队的歌曲，但他们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，而是注意到身边的人。
他们想要做的，就是记录那些小人物的悲欢，以音乐的形式。两个年轻人就写发廊里的姑娘，写身边的小贩，写广东城里的姑娘。更让人高兴的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样的音乐，也获得了市场。五条人和崔健
在四川，一个叫做李红旗的男生，决定逃离无聊的生活，筹备一支叫做“海龟先生”的乐队，独特的审美能力，和沙哑柔情的嗓音，很快征服太多人。与他们一同生长的，还有声音玩具，马赛克……成都不仅有大熊猫和钵钵鸡，还有小酒馆和乐队。在西安，这个干燥、热烈的土地上，也涌现出了黑撒乐队、岛屿心情……互联网上，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批乐迷，在自己小圈子里，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。他们与大众的隔阂越来越淡，没有这种冲突，也就有了更加自由的创作。海龟先生乐队
2019年，一档名为《乐队的夏天》综艺节目，将那些狂热，推到了更大的公众视野。马东找到沈黎晖时告诉他，自己要用爱奇艺最优质的资源，助推中国摇滚乐的发展，沈黎晖当即拿出新裤子、痛仰两支王牌乐队参赛。太合麦田公司的面孔乐队也来了，出场时，很多乐迷流下了辛酸的眼泪。这支成立于1989年的乐队，已经太久没出现了。在合作赛中，他们与曾经被誉为中国第一女朋克的罗琦合作，演唱了后者成名歌曲。罗琦火爆的那一年，观众席下方的很多乐迷，还没有出生。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，因为在酒吧与人打架，她瞎掉了一只眼。几个月的录制，三十支乐队厮杀，最终新裤子乐队拿下冠军，痛仰乐队成为第二名，刺猬乐队拿下第三名。在总决赛的录制现场，马东邀请来了许久不见的朴树。现场演唱完毕后，他坐在舞台上表达对盘尼西林乐队的喜欢。后者因为翻唱他的《New boy》获得很多人的喜欢。朴树很喜欢对方，站起来竖大拇指。但节目录制到一半，夜里11点多，他说自己不能参与录制了，“我老了，需要回家睡觉了”。他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，那个对名利依旧抗拒的少年。他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。歌里他唱道：第一季火爆之后，第二季的乐队更加大牌。大张伟成为了舞台上的超级乐迷，在现场跟每一个乐队插科打诨。后海大鲨鱼、joyside乐队，达达乐队，木马乐队……很多老牌乐队出现在节目现场。传统的乐队外加新的娱乐方式，很多乐队找回了曾经的感觉。这一季总决赛上，汪峰作为超级乐迷出场，甚至带来了自己解散21年的乐队“鲍家街43号”。乐手们配合仍旧默契，赵牧阳奉献了精彩的中国大鼓，吉他手龙隆行云流水般的吉他solo，体现出一支老牌乐队独有的精湛和厚重。演出结束，几个导师都站了起来。一向不喜言辞的张亚东，对舞台上的赵牧阳说：我好想你啊。赵牧阳
节目最后，一贯善于搞事情的马东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鲍家街43号乐队为什么会解散？1999年，几乎所有国内独立唱片公司都撑不下去了。魔岩宣布关门，麦田唱片只能靠宋柯陪大佬们打麻将赢钱发工资。而这一年，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，华纳唱片进军中国市场，拿下无数知名艺人。他们找到汪峰，提出条件：只签个人，不签乐队。是抛弃最好的兄弟，成就自己；还是坚持与兄弟们一起混迹在地下摇滚圈面对贫困，每天赚不到180块钱，这是一个无比现实的问题。最终，中国有了新的摇滚歌手汪峰，再也没有了鲍家街43号乐队。人们以为汪峰变成了那个小人，但不知道在那些夜晚，汪峰偷偷哭过多少回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炽热散去，天气转凉，人们换上厚衣服登高望远。落满雪的屋顶上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正年轻。9月1日，窦唯发布了自己的新专辑。仍是以乐器演奏为主，歌词并无多少。音乐软件的评论区里留言不多，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：如果有人问你：“如果《重返魔域》不是窦唯做的，你还会听么？”你得这么回答：“可惜别人做不出来。”窦唯被联想最多的，还是王菲。去年十一假期的北京草莓音乐节上，王菲蹦迪把手机蹦丢了，成为微博热搜。摇滚、王菲、窦唯…… 我爱的人都老了，我爱的人永远年轻。王菲蹦迪
窦唯生日那天，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总决赛，终于在秋天播出。总决赛上，火热整个夏天的五条人乐队，演奏了一首新歌《地球仪》，一贯的五条人风格，拿到最多现场观众喜欢。节目之外，他们登陆时尚杂志封面，接受各类媒体采访，出现在各大广告里。这是去年夏天最出圈的乐队，很多人意识到他们作品中兴趣盎然的地方。接受采访，主唱仁科、阿茂更多聊的是音乐、电影、哲学，这些滋养他们创作的东西。人们才意识到，那些“土到掉渣”的音乐背后，藏着细腻而深厚的人文关怀。重塑雕像的权利，用如建筑般严密的编曲，和震颤人心的军鼓，赢得投票。最终，他们拿下冠军。主唱华东颇为激动，舞台上他说：“重塑拿下第一，是后朋克摇滚于流行市场的胜利，也是小众音乐于大众审美的胜利。”之后的音乐节上，这个乐队排在一众乐队之后出场。小众音乐能打得过综艺节目现场，也能拿到更多的市场。某种程度上，五条人和重塑雕像的权利出圈，也意味着这个时代更加开放、包容。两支风格截然相反的乐队，在同一档节目中，同时收获太多乐迷，这是几十年之前，摇滚乐手们根本不敢想的事。如今，大张伟终于活成了不在乎的样子。这个男人的深情，都被他用一种极其强大的嬉笑能力化解掉了。“二十年前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都在玩乐队，二十年后的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却去当练习生，如果要我许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摇滚不老，朋克永生。”去年摇滚乐最温暖的事情，发生在一座大山里。在贵州六盘水的一个乡村小学里，学生们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却在教师顾亚的带领下抄起吉他，演奏摇滚乐，歌声惊动了痛仰和新裤子。他们轮番来到这里，跟孩子们互动，看孩子们排练，与他们一起演出，并捐赠了不少乐器。摇滚乐的单纯和爱，在孩子的笑脸上映衬出人性的光芒，这也是他们一直说的：“love and pace”，（爱与和平）。挣扎二十一年，二手玫瑰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。各地音乐节，他们一次次接客，在躁动的音乐中，梁龙穿着标志性女装出场，将气氛推到最高潮。那句“大哥你玩摇滚，你玩他有啥用啊”总能将这种虚无，在现场演绎到极致，红配绿，大扇子，人群攒动，旗帜飘扬。互联网上，梁龙也因为化身“美妆博主”火了，他学着李佳琦的样子介绍口红，跟李学琴互动赢得关注，甚至出现在大火的综艺节目《明日之子》上，担任导师……火爆归火爆，美妆归美妆，他们是为数不多仍旧保留着“巡演”惯例的乐队，一年一度的“秋冬大秀”又将开始。郑钧在去年，被人们联想最多的，是他的妻子刘芸。对方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，被网友群嘲，郑钧不得不站出来，用佛学的修炼回怼：“所谓圣人畏因，凡人畏果。善良就是尽量不去用怨恨的情绪伤害别人和自己。”他自己也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，不再挣扎于内心的那些坚持。他更多出现在摇滚音乐节现场，嘶吼着曾经的那些青春的烦恼，偶尔插入一两首新歌。2020年9月，张楚也发了新专辑，所有歌曲没有一句歌词。摇滚诗人，似乎陷入了某种失语中，他不再愤怒，也不再呐喊，而且传达一种温暖、积极的力量。三年前，张楚看了一本书，讲述的是美国罗斯威尔事件。1947年，在美国一个地方，发生飞碟坠毁事件，美国军方对外宣称坠毁物为实验室监控气球的残骸，但很多人依旧认为是外星人到来的证明。那本书里透露，美国偷偷将12名军人送到了外星球生活多年。听起来颇为魔幻的故事，张楚深信不疑。“我太相信了，怎么会有人不相信呢？”他很想去那个星球生活，“那里没有人撒谎，就是唱唱歌什么的。我太喜欢了。”很多人都曾说，摇滚乐就是这样，单纯、直白、充满爱……但摇滚乐却经历了很多的黑暗，也经历太多的没落。在商业的洗礼下，他面目全非。很多人都将中国摇滚乐过去的几十年，称为黑暗的几十年。1994年红磡演唱会如烟花般绚烂过，又迅速恢复黑暗。人们总是怀念那个时代。那个单纯、无序、自然的时代。认为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，摇滚歌手的出现超脱了时代。但其实，恰恰因为这种冲突，某种程度上让摇滚乐发展得更好。经历过屈辱，迷茫，慌张，一个又一个黑夜，才能促成更好的重生，迎来更加包容的人群。像经历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，黎明的星光在翻着鱼肚白的夜空中冉冉升起。一个崭新的明天已经到来，它是那么明亮，那么耀眼。像同样在1999年上映的电影《喜剧之王》中，周星驰说的那样：部分参考资料：
每日人物：《中年郑钧：逃离赤裸裸的肉身，活成前半生的反面》《中年男人窦唯，他的自我很美》
宅总有理：《溃败1994：中国摇滚伤心往事》《中年男人追完《乐队的夏天》，满脑子都是这群老去的牛逼少年》
纪录片：《再见吧，乌托邦》
十三邀：《专访张楚》
新京报：《他们唱着唱着，就创造了中国摇滚史》
市届：《中国摇滚30年：从一块红布到保温杯，中间隔着多少把枸杞子》
三声：《重塑雕像的权利：可持续燃烧》
36氪：《摩登天空沈黎晖：追随的是摇滚，而不是摇滚乐》
8字路口：《摇滚合辑上的那串名字，是我滚烫的青春
》《中国摇滚的伤痕与辉煌，昨天都汇聚到了鲍家街43号》
第十放映室：《中国摇滚，滚动的蛋》
图片：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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